績效管理是“圣杯”還是“雞肋”，業界至今仍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績效管理似乎不可替代的工具意義在我們身邊總是揮之不去。在這方面，西漢名著《淮南子》“人間訓”所作的分析頗為透徹，有助于我們在績效管理中克服單純績效主義的模糊認識。

　　一、績效考核有例外

　　績效管理雖然是現代企業的管理工具，但是績效問題古已有之，商鞅變法中獎勵耕戰，強調“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就是以我們現在所說的績效為根據。漢代以來，把這種做法歸之于閥閱制度。閥閱之“閥”，指的就是功績，作為一種考核制度非常嚴格，而且日益完備。但是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著成于西漢的《淮南子》一書對此提出了質疑。

　　《淮南子》在“人間訓”一卷中列舉了歷史上諸多在論功行賞中被例外安排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后賞”，即沒有功勞卻優先得到薦舉，有功勞者在賞賜上卻靠后。第二種情況是“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即有罪過卻得到嘉獎，有功績卻引來責罰。第三種情況是“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即追求績效的意見被采納，而且計謀恰當，但策劃者反而被疏遠;提出的建議與績效無關，而且當下行不通，但建言者照樣可以被君王敬為上賓。在每一種情況中，都有一些著名的案例。

　　比如戰國時期魏國的西門豹治理鄴縣時，按照當時官方的考核指標來看，業績就相當差：官倉里沒有積蓄的糧食，兵庫里沒有兵械存放，財政收入不僅沒有什么增長，甚至賬本都不好看。這在有關部門的考核中就排不上名次，難免有人會在魏文侯面前議論西門豹的過失。魏文侯就決定到鄴縣考察。他看到的現象果然和人們議論的相一致，于是要求西門豹當面述職。西門豹解釋說：只有亡國之君才會不顧老百姓的疾苦，只顧府庫充足;我認為你魏文侯不是這樣的人，所以我就將糧食、兵器、錢財都積貯在民間，召之即來。為了驗證這一說法，西門豹登上城樓擊鼓，第一陣鼓聲結束，百姓紛紛披掛鎧甲，手持兵器從家里出來;第二陣鼓聲結束，又有許多百姓人背車載，將糧食紛紛運到。按照《淮南子》的觀點，這種“罪過”反而應當嘉獎才是。信息源:汕頭人才網_www.strcw.cn_雄鷹標志

　　反過來說，《淮南子》認為，那些不注意生息規律、殺雞取卵、拼湊數字，在績效指標上很突出的地方不僅不應當鼓勵，還應當追究那里管理者的責任。同樣是在魏文侯統治下，有個叫做解扁的人擔任魏東部邊境官員后，年終上報賬目，地方財政收入增長了三倍，主管財政的官員提請魏文侯予以嘉獎。魏文侯問他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主管官員解釋道：“解扁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樹木，積存到來年春天，再從河道運出去賣掉，積聚了不少錢財。”魏文侯斥責道：“老百姓春天辛勤耕種，夏天更不得空閑，秋天又忙著收割斂藏，冬天正是休養生息的時候，是不能擾民的。你解扁卻在冬天增加勞役，伐木積貯樹木，春天不顧耕種繁忙而抽人去運木頭，讓老百姓一年到頭疲憊不堪。官府里的收入增加了三倍，可老百姓靠什么過日子?”

　　二、須防當期茍合信息源:汕頭人才招聘網_www.strcw.cn_雄鷹標志

　　其實，在掌控了一定資源的情況下，如果不擇手段，在一定的時間段拼湊一定的績效并不困難。即使管理者獲得績效的愿望是好的，而良好的愿望與績效數字之間也存在著內涵與形式的差異，有可能難以兩全。況且下級所處的立場與上級有所不同，獲得績效的動機容易出現差異，有可能與管理者的初衷相背離，需要管理者在績效數據面前弄清楚數字背后的實際效用，切忌輕信。

　　《淮南子》中列舉出這么多例外的背后有什么普遍意義呢?“要略”卷指出了其中的要旨：這是為了“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鉆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即為了幫助人們觀察禍福的變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變;通過事物的脈絡研究得失蹤跡，進一步認識事物開始與終結的更替關系。所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對于當期績效的把握也是一樣。當然，這并不是說當期的績效不重要，而是說管理者應當防止有人投機取巧，以免被投己所好者所利用。即使績效數據是真實的，也不可忘乎所以，以為從此就可以彈冠相慶，因為利弊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在《淮南子》看來，信義也是一種資源，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軟實力。《淮南子》舉了晉文公在城濮之戰后“賞有功者”的例子，說明“一時之權”與“萬世之利”之間的輕重關系，指出后者更為重要。這里涉及到子犯與雍季兩個謀臣的故事。子犯主張在爭戰中可以“不厭詐偽”，但雍季并不認同，他認為：放火來焚燒山林，盡管暫時能打獲到很多野獸，但是最終會走到無獸可獵的地步;用欺詐手段對付人，雖然一時能獲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會無利可圖，所以不可詐偽。晉文公評判道：“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所以他先獎勵的是雍季，把對健康價值導向的激勵看得比具體績效的論功行賞更重。

　　健康價值導向雖然“虛”，但意義更大;具體績效雖然實惠，畢竟是暫時的、局部的，和全局的長久的利益比起來，意義小了許多，且獲得的過程往往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管理者絕不可因小失大，以免在解決了一個問題后，導致更嚴重問題的發生。既然價值導向與具體績效有區別，那么在論功行賞時就應當注意在強調一方時對另一方的傷害，尤其是不能以具體績效傷害健康的價值導向，否則就是一種茍合。茍合是雙向的，一方面是管理者對績效特別偏好，就會出現被管理者投其所好的茍合;另一方面是管理者為了安撫被管理者，迎合貪功獲利的訴求，放棄原則的茍合。兩方面的結合，就是相互利用。這往往是有利則合無利則分，不具有可持續性。

　　三、風物長宜放眼量

　　《淮南子》在提出“賢主不茍得，忠臣不茍利”的主張后，舉了一個“忠臣不茍利”的例子：秦國偷襲鄭國，鄭國有個商人叫弦高的，設計嚇退了秦兵。鄭國的國君獎賞弦高，弦高卻推辭了，理由是：“如果我因欺詐而得到獎賞，那么鄭國原本的信義原則就要受到敗壞。一個國家的治理無信義原則，就會敗壞整個風氣習俗。”這個故事實際上是說給有“荀得”之念的管理者們聽的，至今對我們仍有很大的啟發意義。這種啟發具體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獲得績效的途徑上要遵循創新規律，不能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淮南子》寫作的年代是農業社會，基本上是靠天吃飯，所以那時候的勞動是遵從天道，效法自然;但自然界也有災變，這時候就不能以一時的挫折論英雄。同樣，在社會生活中也會有人禍。商鞅遭到肢解，李斯遭到車裂，他們創造的業績、個人結局、歷史評價在時間點上就是錯位的。由此可以看出，一時一地的評價顯然有局限性。在知識經濟的生產中，也有通過“尋租”與“創新”獲得業績的區別。經理人對資源的調配既可用于勾結官僚政客以尋租，又可用于技術和制度的創新，如何選擇一般取決于哪一類活動回報率更高，因此在績效的獲得上并非可以直接看到實際的努力，由于創新往往會出現較長的周期，難免會出現失敗，所以對于負責任的企業家來說，既然鼓勵創新，就切記不應當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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