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鄧漢儀說：千古艱難唯一死。一般情況下，求生絕對是人的第一本能。不到自認為生不如死的情況下，誰會輕易選擇自殺呢?但富士康的員工盧新跳樓了，這是富士康2010年的第八起死亡事件。人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么讓富士康里的年輕生命選擇了死亡?

　　員工自殺，誰之過?

　　知名企業富士康的員工意外死亡，幾年來已經不是新聞。盡管富士康的高管沉痛地表示，“這次，我們真的盡力了”，善良的人們也不會懷疑富士康愧疚的誠意，但是，面對員工一次又一次的意外死亡，人們有理由擔心：如果富士康不認真從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訓，不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不久的將來，噩夢會不會再次降臨到富士康的頭上?

　　正常的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從某種角度而言，自殺屬于個人行為，是對家人、朋友、企業、社會極其不負責任的表現。死者以“一了百了”的方式得到解脫，活著的人卻要背負所有的責任和痛苦。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過分指責和苛求輕生者個人，那樣不僅不人道，而且對解決后來的問題不利。

　　對于此次盧新的自殺事件，富士康表示：“頻發的員工跳樓事件已經不單單是企業的自身問題，而已經上升到社會問題，希望政府或是更多的社會機構能參與、關心年輕人的心理健康，群策群力幫助年輕人走出心理困境，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信息源:普寧人才網_www.plrcw.cn_雄鷹標志

　　誠然，自殺事件的產生，除了個人原因、企業原因以外，確實還有社會原因。比如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加速與政治改革、法治建設滯后而出現的深層矛盾;社會上“潛規則”、“叢林法則”盛行致使公平與正義的底線被踐踏;學校教育中對“重精英、輕平民”情結的渲染和導向;大量貪官、富豪和“富二代”奢華生活的負面效應;社會上彌漫的浮躁、暴富和“急富”心理與現象;年輕一代追求的“理想”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等等，都給很多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以巨大的沖擊。

　　但對員工個體而言，企業是更重要、更直接的“社會”。所有企業面對的都是一個共同的社會，當企業自身出現問題的時候，企業更應該深入思考的是：為什么老是我(出問題)?我們有理由認為，作為企業管理者，一方面應該重視這些社會問題給員工教育帶來的影響，但更應該檢討企業文化中深層的死亡原因，而不是用“社會原因”來掩蓋“企業原因”。信息源:普寧招聘網_www.plrcw.cn_雄鷹標志

　　“面子工程”vs“里子工程”

　　如果指責富士康一點都不關心員工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那也有失公允。作為一個知名企業，富士康也投入了很大的財力物力優化和美化員工生活。比如某位離職員工有過這樣的評價——“宿舍環境很好，寢室里有空調電扇，每層樓都有飲水機。富士康還有閱覽室和臺球廳供員工學習和娛樂，更不錯的是這里還有專門的洗衣公司免費為員工清洗衣物”。瀏覽富士康的官方網站，企業文化中不缺乏“愛心”、“關愛員工”等口號和內容。這樣的企業為什么還會屢屢有員工自殺?說到底，企業的“面子工程”代替不了“里子工程”。富士康“面子工程”的光鮮，與“里子工程”的潰瘍，存在著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對員工的沖擊是巨大的，有時甚至能摧毀某些員工的求生本能。

　　以下是網上某位在富士康生活過的員工眼中的富士康：

　　“從(入職培訓)一開始，每天都是坐在教室里看光盤，不停地接受宣導，被公司愛心、信心、決心的經營理念及胸懷千萬里、心思細如絲的成長秘訣所灌輸，所接受的培訓說白了就是規章制度外加公司的自吹”。

　　“在接受了近十多天的培訓后，我們被分入生產線，剛進去我就真的被雷倒了，看似不起眼的建筑物里，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太驚嘆了，進去有種中暑之感覺，但慢慢就適應了。我們所在部門叫dsc，主要從事連接線生產，剛開始很不適應，有種想死的感覺。幾天后，一起來的每個人就只有一個念頭——離開富士康，還好我們都扛住了，漸漸的適應了不少。”

　　富士康普工“所開的工資都很低廉的。淮安是700，最高的深圳也就960，還要扣除113+4元的社保基金，還剩多少自己算吧。先告訴你在淮安富士康，如果沒有加班的話每月只能拿到583元，哈哈!嚇人吧?”

　　“‘頭重腳輕’的人力資本策略跟ie部門的結合，已經讓富士康將人力成本壓縮潛力挖掘殆盡，甚至把普通操作工們逼到了極限。”

　　企業所有員工謀求的都是在企業中能較好地生存與發展，生存的殘酷使員工被“雷倒了”，那么發展呢?

　　“富士康內部有很嚴格的層級，參照組長—課長—專理—副理—經理—協理依次往上走。一般大學畢業生工作1-2年后會升為組長，若干年后成為課長。大陸的員工做到課長就基本到頭了，能做到副理的寥寥無幾……可惜的是，很多問題高層看不到，或者說高層視而不見，而中下層只能看著高層的臉色行事，所以，誰有辦法呢?”

　　“為了籠住核心經理團隊，富士康除了給予豐厚的年薪外，每個入職的經理級管理人員都有相應的股權。2008年經濟形勢不好，富士康利潤直線下降，但在富士康1月份公司年會上，據說郭臺銘還是拿出400張鴻海股票、市值近兩三千萬元新臺幣，總獎額近3億元新臺幣(約合6000萬元人民幣)的大紅包來犒賞那些核心員工。”

　　透過富士康離職員工的簡單描述，我們或多或少能隱約看到富士康員工“自殺”的一些原因。當然，具體到輕生員工的全面原因總結，還需要企業自己的全面調查和分析，外人的推測只能是管中窺豹。不過生存的殘酷與理想的破滅，希望與絕望之間的落差一定是員工自殺的隱形推手。

　　按理說，在當代中國，有很多企業的生存條件遠比富士康差多了，比如，某些黑煤窯、黑包工隊等，但從媒體上看到的多是這些企業因事故導致人員傷亡，而較少員工輕生的報道。為什么偏偏是條件比黑煤窯好很多的富士康的員工，屢屢選擇了自殺?我們作為富士康的局外人，從有限的網上信息推測，富士康員工因為工資過低、勞動強度過大、工作環境相對惡劣、工作無保障、上升通道無望等現實原因，無情地粉碎了某些對富士康抱有巨大幻想的員工的希望，一旦這樣的員工不能從“希望—絕望”的麥田怪圈中擺脫出來，悲劇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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