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被逼與消費欲望作戰的城市“中產”家庭——小兩口被高房價綁架，丈夫不舍得吃盒飯，老婆的化妝品越用越低廉。

    黑色的針織衫內里襯了豹紋的領口，在一排打折的衣服架子中抓住了她的眼睛。“這穿在我的黑色外套里會很好。”她眼睛放光，手指劃過衣服的袖口、領口、下擺，干脆拿了起來在身上比畫了下，對著鏡子矜持地微笑。然后翻開衣服上的商標價格，239元，這是五折后的價格。

    她皺了皺眉，這夠她買24個盒飯，約等于一個月的工作午餐費。旋即，她把衣服放回。“我現在基本不敢隨便消費。”

    與消費欲望作戰

    在北京阜成門華聯商場里，她時不時興奮地比比這個，看看那個。26歲的王蕾（化名）跟大多數女性一樣喜歡漂亮的衣服并想據為己有。

    2008年，北京有近12萬新人結婚，她和男朋友也在這一年修成正果買房結婚。她剛到一家英語培訓機構當課程咨詢員，還未轉正，沒有銷售提成，月收入不到3000元。她丈夫在一家給日企做外包軟件服務的民營企業，月收入稅后80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中國社科院的數據，王蕾夫妻月收入萬元的水準在北京屬于中等家庭的收入水平。對于一件她十分心儀的200元針織衫，她應該優雅地掏出錢包買下。但實際上，不僅這件衣服，整個華聯商場和她的心理距離都有些遙遠，而這個商場在北京也稱不上特別高檔的消費場所。

    從王蕾工作單位步行到華聯商場不過五六分鐘，她卻很少進去。“看到喜歡的東西卻不買，那樣的感覺更難受。”

    每個月，王蕾會掰著指頭算每一筆錢的花法，她必須把家庭開支控制在1500元左右。對于一對結婚不到兩年的小夫妻來說，“堅決不看非免費的電影，不外出吃飯，不買裝點五光十色生活的廢物”。這聽上去有些殘酷。

    周末，當別的情侶可能為去哪里吃飯看什么電影爭吵時，王蕾和她的丈夫從沒有類似的困擾。一切娛樂活動對她而言就像一只張開的大嘴，一點點吞噬她的錢包。他們選擇在家里沙發上看電視娛樂。當別人約他們出去吃飯時，得到的多是“有別的安排”的回答。他們盡可能推辭或者選擇參加家宴。

    10000元的家庭月收入，這樣的家庭財政預算是不是太吝嗇？

    王蕾苦笑道：“沒辦法，都是房子鬧的。你看過《蝸居》吧，我們除了沒有到每頓吃掛面那么慘，其他的跟電視劇里的海萍夫婦生活水平一樣。”房貸是懸在王蕾夫婦頭上的劍，他倆關于錢的想法首先是“存”，想趕緊把剩余的貸款還完。

    2009年進新房后的一個傍晚，喜悅還未褪去，她丈夫在臺燈下算了一筆賬。他驚訝地發現，如果按照當時跟銀行簽的房貸協議，每月還3900多元，20年還完房貸，其利息又可以買一套房子了。“為什么我們要辛辛苦苦給銀行打工呢？”她丈夫把筆一扔，兩人相顧無言，思來想去后，一家人決定日后的生活消費中心只有一個，那就是房子，其他一切給房貸讓道。“今后就是和消費欲望作戰。”她對自己說。

    房貸之下

    房子是王蕾的安慰。在她這個年紀，在北京有自己房產的外地女孩并不多。作為80后，獨生子女，她和比她大三歲的同樣是獨生子女的丈夫來自湖北，畢業后留在北京，成為這個大城市龐大外來定居人員中的兩分子。

    2008年，在她畢業兩年后，和男朋友準備結婚。她父母是湖北一個地級市的政府機關公務員，他父母是一個國企工廠的雙職工。在父輩人看來，所謂結婚就是成家立室，沒有自己的房子，家不成家，室不成室。

    他們跑遍了北京找到了一處價錢合適的新房。房子位于北京宣武區馬連道，總價近80萬元，8000多元每平米的價格在當時屬于中等水平。他父母、她父母再加上王蕾男友工作幾年來自己的幾萬元積蓄，首付24萬就這樣湊齊了。

    兩年來，王蕾夫妻除了每月按協議還款外兩次提前還款。20多萬元是他們當前所剩房貸的總額。現在，他們把每月3900元的還貸協議改成了2000多元。這說明他們是一個“風險厭惡型”的家庭。王蕾丈夫的顧慮在于，由于雙方工作都在民營企業，一方可能短時期失業。他們是對的。2008年底，王蕾從上一個單位辭職后曾在家賦閑將近三個月，期間只有她丈夫一人的收入。

    她把每一筆開銷記在本子上，她必須省錢、存錢。如果一些經濟學家熟知她的生活，那么，一定會將其作為自己觀點的論據。那些專家經常發出這樣的論斷：在中國，高房價嚴重抑制了家庭消費。

    她身上穿的藍色毛衣從網上購得，100元。過膝的黑色羽絨服來自網上，200元。唯一讓她感到奢侈的花費來自拎包，在復興門旁邊的店里看過三次，“最后一次狠狠心買下來”，279元。

    買回來后，她丈夫對此撇了撇嘴，責備她不懂事。“看上去和五十元的包有什么區別嗎？凈花這不該花的錢。”

    結婚不到兩年，她和丈夫數度爭吵。主要矛盾就是花錢的方式。王蕾的記賬、節省的生活習慣都是在和丈夫的爭吵中一點點培養起來。“他總嫌我大手大腳，相比以前我已經很節省了。”

    王蕾確實注意每個省錢的細節，每個禮拜去超市買有“黃色標簽”的特價商品，買最便宜的小菜，學著自己做飯，到現在達到了“過得去”的水平。她們家的菜一般兩個，一葷一素。晚餐吃一半，另一半給她丈夫第二天帶去單位當午餐。

    為什么選擇給她丈夫帶飯而不是她自己？

    她解釋，如果不給她丈夫帶飯，他是連10元錢的盒飯都舍不得買的，頂多去超市花6元錢買兩個餅充饑。而她比她丈夫還大方一些，中午工作餐都“舍得”吃盒飯。

    她一個季度會為自己添置幾件便宜衣服，不超過500元。她丈夫的衣物則不磨壞不買新的。吃飯、護膚品、衣服、交通等費用綜合起來，王蕾夫妻兩人月支出在1500元之內。任商家宣傳工作做得再好，他們也不買一件沒有充分理由的商品。

    2009年底，王蕾應聘到一個外語培訓機構課程咨詢崗位的新工作，還未轉正的員工需要自己提供黑色的正裝。她竟然對此很開心，因為終于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來買一身正裝了。工作三年來，她一直就想買這樣的一套衣服。過去，這套衣服讓她跑了北京四五個商場，甚至借著回老家的機會踏遍了老家熟悉的商場。“一套像樣的正裝怎么都得上千元。”她一直躊躇著下不了決心，這次，由于是工作需要，她又開始了全城搜索，終于在公主墳的一個商場買到了打完折后不到600元一套的正裝。她穿在身上很興奮，轉而又很心疼。這算得上她家庭的大筆開支了。

    “一拖三”

    王蕾今天的生活水平是她過去沒有意料到的。她出生在湖北一個地級市的公務員家庭，父母收入穩定，視她為掌上明珠，從小衣食無憂。在北京念大學時衣服也多在商場購買，一件毛衣兩百元的價格她曾經認為很普通。大學時代，她的長期護膚品牌為玉蘭油，而現在，她換成了針對更年輕人群使用的卡尼爾。她并非越來越年輕，只因后者價格比前者便宜。

    畢業后她本可以回到當地，憑借父母的鋪墊謀得一份好差使，過得“輕松又體面”。不過北京機會多，更重要的是她在這里找了男朋友，結婚、買房，然后過上了壓得她感到喘不過氣的生活。沒人的時候，她對著鏡子問自己，會不會后悔當初的決定。鏡子中的人，點點頭。

    房子不是裝飾品，是必需品。她說，她或許會后悔留在北京，但是絕不后悔買房的決定。“家庭必須有房，房價漲得多厲害，我們買8000元一平米，兩年后變成了20000元一平米了！早買劃算，除非你一輩子不買。”

    她現在的同事，在外語培訓學校做老師的美國小伙，為了和一個重慶姑娘在北京成家，也開始了存錢買房計劃。他面臨的房價是北京城內每平米兩萬元左右的價格。他上午在外語學校教英語，下午去藝術學校教音樂，晚上去酒店演奏鋼琴，還不定期地上門給人做家教。總之，為了在北京買房，這個要娶中國女孩的美國人同時打四份工。在這里，他身上的標簽不是“老美”，而是“房奴”。

    比美國人幸運的是，王蕾有堅強的后盾。但這也是她的愧疚所在，因為房子的負擔，不僅僅是她自己的家庭，她婆家和娘家的家庭也都在過著簡樸的生活，“一套房子拖垮了三個家庭的消費水平”。為了掙更多錢，她公公退休后被企業返聘做會計，為他兒子的小家庭貢獻 “余熱”。去年一年連現工資帶退休工資給兒子繳納了差不多10萬元的房貸款，為小兩口的房子至今貢獻了35萬元。

    王蕾的父母由于一部分積蓄被套牢在股市，只能節衣縮食給女兒湊了10萬元。為此，他們老兩口來北京住在女兒女婿家都覺得“不好意思”。

    2010年的春節，小兩口回家給雙親的紅包都是一萬元。“給的多點他們心里開心點。”當然，王蕾和她丈夫清楚，這不過是做做樣子，雙親會把這個紅包攢在手里，湊個整數還給他們，幫他們還貸款。

    王蕾知道，丈夫的計劃是通過三家人的努力，明年一年把全部房貸還清。到那時候，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頓，好好慶祝一下。這算是他們計劃中的一次“不理智消費”。往后，這樣的情況要盡量避免，她和購物欲望的戰斗是持久戰，除非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

    “錢就那么一點，怎么能多消費呢？”她攤開手，無奈地說，“接下來的孩子、車子，哪個不需要大價錢。”

    期待收入增長

    每天早上六點二十分，床頭的鬧鈴一響，王蕾的丈夫就像軍人聽到號角一樣一骨碌起床。七點出門，八點半到公司打卡。他總是第一個到公司上班的人。由于給日本企業提供服務，他所在的企業從組織管理上也學習了日本人的做法，管理嚴格還常常加班。一般晚上九點左右才能到家，周末也隨叫隨到。

    不加班的周末，王蕾的丈夫總是在補覺，呼呼大睡一場，是他一個禮拜疲憊工作后的愿望。不過，他總是希望，自己醒來時看到王蕾在認真讀書而不是在休息。“你應該提升你的專業技能，考些職業資格證書。”王蕾看電視時，她丈夫常擋在她面前“嗦”。她丈夫希望王蕾能再要求上進些，獲得一個高些的職位或者跳槽到一個更加穩定的單位。

    王蕾也一直在努力。教師資格證、導游證，從大學在校期間到畢業將近四年時間，王蕾不斷地樹立考試新目標，有些通過，有些失敗。但是，“北京什么人才都是一抓抓一把，有比我高的學歷、比我優秀的工作經驗的競爭對手太多”，王蕾有些失落。

    盡管對丈夫的“嗦”反感，甚至為此爭論不休，但她知道丈夫的話很有道理。如果收入不增加，他們接下來的生活質量不會有質的飛躍。她常常在周末拿著書本看到不知不覺睡著。

    孩子是計劃中的事，王蕾咨詢過身邊有孩子的夫妻，不包括衣服玩具，一個孩子一個月的奶粉錢就要2000元左右，接下來的幼兒園贊助費、學費，筆筆費用都需要數萬元的規劃。他們還希望買輛車，以后好接送孩子。此外還有老人需要他們照顧。他們都是獨生子女，今后要負擔起四個老人的照顧責任。

    等房貸還完，王蕾丈夫的父親就可以再度退休，那時王蕾的父母也到了退休的年齡，雙方親家很可能輪流來北京和小夫妻團聚，雖然都帶著工資，但勢必因此增加家庭開支。在此期間，還要保證他們夫妻雙方工作穩定，身體健康，不出意外情況。這些都需要儲蓄卡上的數字作為保障。

    所以王蕾嘆了口氣，“生活中總有重大事項需要我們節省度日。”

    對于婚后丈夫的“小氣”政策，王蕾很委屈。她丈夫安慰她，像他這樣努力認真的職員總有升職的時候，等兩人月收入到達一萬五千元，日子就會過得比較舒心了。王蕾不知道這一天準確到來的日期，“但相比北京的不少白領，我們的家庭月收入算不錯了，我就想我們還算好的，這樣心里就好過些。”

    實際上，王蕾還真的算是幸運兒。2009年12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了2010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的經濟藍皮書。藍皮書顯示，全國85%家庭買不起房。大多數準備買房的家庭，像她一樣節衣縮食地蝸居在出租房里等待買房的一天，而她雖然同樣節衣縮食，但起碼提前享受到了自己當業主的權利。

    為了這套房子，生活中沒有鮮花、沒有電影、沒有好看的衣服，就像一部機器一樣一天天緊張地運行，王蕾覺得壓抑而自卑，“有時候甚至對愛產生了懷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愛我。”前不久，上天給了她丈夫一次證明的機會。他被公司派去日本出差幾天，得到1000元的差旅補貼，必須要在日本花掉。結果，他給自己買了兩瓶共40元的眼藥水，剩下的錢都給王蕾買了日本的護膚品。王蕾嘴里不說感謝的話，但心里樂開了花。

    當然，這筆意外的家庭支出全都貢獻給了日本。王蕾笑笑說，祖國若想讓她多消費，前提是讓她更有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