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企業家走正道

  如果官商勾結，在市場化的競爭中也會形成權力尋租，這會讓民營企業家去走歪門邪道，反而不會走正道了。

  記者：過去一年你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

  張朝陽：現在“國進民退”比較厲害。我覺得，中國現在的發展首先就是市場化要繼續加強，改革要繼續深化，但這些光靠喊一些口號是沒有用的。

  我們國家很有希望，中國的儒家文化可能還會有一些競爭力。但不要沉浸在自己多么偉大的幻境里，其實差得很遠。

  記者：商業組織在推動這個歷史進程中應該有哪些擔當？

  張朝陽：推動市場化，深化改革，一定要靠商業力量，讓民營經濟發展起來。

  即使國防工業，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的介入，展出的東西再炫也沒有用。美國的波音747飛機可以直接用于大型軍用運輸，美國的導彈都是民營公司造的，這些企業都經過了激烈的市場競爭才得到檢驗。

  記者：作為一個從硅谷回來的互聯網創業者，你為什么關注這樣的問題？其他互聯網公司的領導者也同樣關注么？

  張朝陽：正因為我在美國呆過，我才太希望中國強大了。對比美國，我覺得中國需要發展，發展必須市場化。

  而且我親歷了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歷程。中國的互聯網為什么能夠做大，就是因為準入門檻低、競爭激烈，而不是憑資源、權力壟斷決定成敗的。中國的互聯網公司為什么能在國內所有領域把美國公司打敗，也是這個原因。而其他領域，中國公司為什么一敗再敗，我想還是同樣原因。

  市場化不是靠政府組織，或者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做了，那是不可能的。（政府要保證的是）不腐敗，官商不勾結，保持公平的競爭環境，保護競爭和創新。

  如果官商勾結，在市場化的競爭中也會形成權力尋租，這會讓民營企業家去走歪門邪道，反而不會走正道了。

  記者：說得沒錯，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商業環境的成熟總得有個過程。

  張朝陽：現在已經到了這個變革時刻了。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是市場化、國際化、城市化進程的結果。市場化、國際化進程，把壓抑了幾十年的需求釋放出來，釋放完了以后就是城市化、房地產熱，這使得經濟持續保持8%以上的增長。但這些東西都釋放完了呢？是要進入精細化階段了，在這個階段，如何跟別人比？

  向左還是向右

  是否打擊視頻盜版產業是個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問題。左邊是游戲產業，右邊是音樂產業。

  記者：你剛才是從宏大政經架構敘事中，講了對中國商業成熟進程和動力的看法。具體到行業和事件上看，反盜版是2009年搜狐集中精力做的事情，而維護視頻知識產權幾乎讓你們成了所有網絡視頻企業的死敵。

  你們作為視頻內容運營方，并非內容提供者，為什么花這么大力氣？他們不都也是民營企業么？

張朝陽：打擊視頻盜版并不是突發奇想，是搜狐一年來的持續戰略。

  是否打擊視頻盜版產業是個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問題。左邊是游戲產業，右邊是音樂產業。

  網絡游戲產業因為當年打擊外掛、私服，才有了今天的繁榮，現在年產值超過40億美元。而且還出口到韓國，以前可是從韓國引進啊。

  而音樂作品的詞曲單位都是作坊式的，對版權意識也不強，同時網上出現了mp3搜索，充分利用了避風港原則，音樂產業因為打擊盜版的難度比較大，盜版很厲害。互聯網音樂又沒有成熟的商業模式，導致音樂產業一塌糊涂。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現一年收的版權費只有8000萬元。

  所以，網絡視頻向左走就是游戲產業，甚至發展得還要大，向右走就是音樂產業，走入一片慘狀。關鍵是，視頻產業比音樂產業更好打盜版。

  記者：這里面就沒有你們自己的利益？

  張朝陽：我承認搜狐、優朋普樂和激動網成立“反盜版聯盟”，搜狐與盛大各出500萬美元成立“國際版權采購基金”，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奮斗。

  但我同時覺得，商業力量的進步會推動社會的進步。比如較進步的、合法的商業力量，有利于國家產業發展。而不要去遵從叢林法則和強盜邏輯。

  這么說吧，主觀為企業，客觀為產業。

  記者：打擊盜版，搜狐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張朝陽：截至目前為止，搜狐從影視劇版權方購買了超過價值2000多萬元的影視劇作品。比如《我的青春誰做主》花了60萬元，《大秦帝國》則花了100萬元，電影《南京！南京！》60萬元。

  商業模式難題

  廣告模式是可以支撐的，就像電視廣告可以支撐電視臺一樣。收費模式也可以探討，最后可能是一個組合，80%是廣告模式，20%是收費模式。

  記者：你們為什么不學一下youtube的分享模式？

  張朝陽：中國的視頻互聯網最早是學youtube的模式，但這種模式不會成為互聯網視頻的主流，特別在中國。互聯網視頻時代，網絡電視電影還是主流。

  即使在美國，youtube也做了調整，包括對vblog(視頻博客)有更嚴格的限制，上傳視頻時間不允許超過10分鐘。

  記者：廣告模式能支付網絡視頻成本嗎？是不是需要更多創新的商業模式才能杜絕盜版？

  張朝陽：廣告模式是可以支撐的，就像電視廣告可以支撐電視臺一樣。收費模式也可以探討，最后可能是一個組合，80%是廣告模式，20%是收費模式。

  比如優朋普樂、激動網，主要走收費模式，通過電信網絡收費。搜狐是廣告模式為主，收費模式為輔。比如一部新片，院線剛上線的時候，我們與院線簽約，院線與搜狐同時上，但通過搜狐看也是收費的，收入分成。電影院幾十元，家里看幾元。這樣就不會影響他的票房，并獲得更多收入。一個月后，院線不上了，用戶可以家里免費看，但得接受廣告。

  記者：有沒有其他收入模式，比如與版權方進行廣告收入分成？

  張朝陽：分成現在太早了，目前互聯網視頻的廣告規模太小，我覺得分成是一種虛假承諾，版權方最終拿不到錢。未來廣告規模十分強大的時候，分成模式對版權方是可行、有利的。

 記者：什么規模才可行？

  張朝陽：就像現在的互聯網廣告，搜狐一年達到了幾十億，并且有可預見性。那時候才可以預測每部影視劇可以獲得多少廣告，分成才是合適的。

  記者：網絡視頻能模仿蘋果的app store模式嗎？與版權方按點擊次數分成？

  張朝陽：不可能！

  記者：為什么不可能？

  張朝陽：因為視頻是一個內容含量很高的媒體作品，這個領域，電視臺的廣告模式都已經很成型了。未來，這種按點擊分成的模式可不可能會成功，這得由市場決定的，版權方覺得這樣也能獲得收益，這個細節的探討交給市場，可能兩年以后可以討論。現在的問題，是被電視臺廣泛證明了的廣告模式復制。現在一集都已經到一萬多元了，版權方為什么要承擔不可預知的風險？

  就是廣告模式，也還有探索階段，還需要很多創新。前置多少秒廣告，中間插播多少秒，是否必須點一下才能越過，頁面周邊廣告如何設置，廣告如何與網民互動，這些都還在探索。

  活不能做得太花，太花都是騙人的。

  記者手記：對立的“存在”

  回答完問題的charles zhang（張朝陽），能看出有些疲憊。

  這也難怪。過去一年，除了直面全球金融危機給這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帶來的巨大經營壓力，張朝陽充滿精力地在中國互聯網業內打了一場又一場官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戰爭”——別人都認為盜版是中國互聯網的特色，張朝陽偏不信這個邪。

  但與對手打官司，并沒有占用他太多個人時間。他給自己“留白”很足，把最多的時間用來思考人生。

  他說，自己對人生想得很清楚，但卻又不能具體表達，“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想清楚人生很重要，想清楚之后焦慮就少了，欲望就少了。”他說。

  他認為應該有個觀念的十字架，不能把觀念粉碎，粉碎觀念并不能讓人輕松。雖然希望活得明白，無慮無欲，但又覺得人生要有價值，留下痕跡——可能是對社會的貢獻，可能是對內心的改造，可能是對身邊人的影響。

  心中這個十字架，變成他手里的利劍——打擊視頻盜版戰斗不止，即使是一個人的戰斗。他將這看做是重構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商業文明，不再背負盜版的“原罪”。

  從這個角度上說，張朝陽的存在方式是：我戰斗，故我在。

  又因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張朝陽有時說話很玄——比如，人生是一個“證道”的過程；比如，金錢的作用是導致你沒有任何需求，這樣就是徹底地解脫、徹底地超然、徹底地明悟人生；再比如，當一個人說他有價值觀的時候，我一眼就看穿了。是的，他否認絕對的價值觀，認為順其自然，無為而治才是最高境界。

  從這個角度上說，張朝陽的存在方式是，我不思，故我在。

  這個曾經在美國麻省理工校園里馳騁的年輕人，現在卻把這兩個看似對立的“存在”，統一在自己心中那個觀念的十字架上，縱橫筆直。

  對話張朝陽，愈深入，愈放松，愈困難，有時，真得有參禪的心態。